吉姆・柯林斯谈他对“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的纪念，以及寻找普适“长青”的商业思想的重要性

现代管理学之父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吉姆・柯林斯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被尊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但人们对他的推崇丝毫没有因为时间的增加而减少。从宝洁前CEO雷富礼（A.G. Lafley）到海尔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瑞敏，众多优秀企业家受益于他的思想。

       德鲁克将自己定义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其思想涵盖商业与管理、社会与政治及对未来的推演分析等诸多方面。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具体的思想，形成这些思想的活跃的思考方式同样有着极高价值。观察德鲁克如何使用材料、推理、引证、演绎、归纳最后形成一个观点，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借鉴的方法论。

       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就是德鲁克最著名的学生之一。不同于他的导师通过抽象思考从宏大社会层面提出深刻问题，柯林斯的专长在于以实证和系统的方法分析公司和组织的成败。《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让柯林斯跻身一线管理学者，在系统研究过企业的成功后，新书《强者的没落》（How the Mighty Fall: And Why Some Companies Never Give In，详情请于Gemag.com.cn查询《强者的没落》和《寻找柯林斯》）从反面提出失败的教训。

       在德鲁克诞辰100周年的这个11月，让柯林斯来谈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他自己对企业的理解，没有比这更适合的时候。

       我第一次意识到德鲁克的力量，是在斯坦福大学与杰瑞・波勒斯为《基业长青》一书做研究时。在那些长青公司的建立和成长过程中，比如强生、通用电气和宝洁，我很明显地感觉到德鲁克的思想痕迹。所以我开始想，这是一个对现代公司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在写《基业长青》时，我跟一位记者聊天，他问我最景仰谁，那当然是德鲁克，于是他问我是否想见德鲁克，我说好，却从未想过真能见到他。但有一天，我接到德鲁克的电话，让我去拜访他，于是1994年12月，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非常和蔼可亲地迎接了我。

       我对德鲁克的第一印象是温暖，以及他真正对我这个人及跟我谈话感兴趣。他就像一个喜欢在壁炉边接待学生的和善大方的老教授，只是他恰好是个天才。我特别被他的为人所吸引，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学识丰富的非常和善的老人，就像拜访你最喜欢的老师。

       让我感到有趣的是，他一开始就问了我很多问题。要知道他是伟大的德鲁克，已经86岁了，而我才36岁，还没真正做出什么成绩。他询问我对什么东西好奇、感兴趣，对设计自己的道路怎么想。我们谈到具体的想法，但更多是对独立道路的抉择。要当企业家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建立自己的公司，但那不是我的道路；除了传统学术路线，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企业思想家，走自己的路。他真正帮我树立了做一个企业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信心。

       当我有机会提问时，我很好奇他怎么写作。我描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沮丧和困难，我说到有时我写出一些东西但过后一点也不满意，最后全部扔到废纸篓重新开始。他看着我说：“啊，那就是主要进展。”他认为写完然后扔掉重写真的是很好的进展。他86岁时已经写了30多本书，但还在继续写作，之后又写了10本左右，总想做得更好。我记得我问他对那些书中的哪本最感骄傲，他说：“下一本。我对还没有写出来的书更感兴趣。”

       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有忘记。德鲁克给过两三个对我非常关键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必须努力思考不做什么。他曾问我：“你是想打造出不朽的思想，还是不朽的组织？”我说是思想。他说：“那你就不能建立组织。”这是我真正的转折点。当时我正在放弃传统学术道路，建立一个咨询公司、一个组织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德鲁克说：“你应该专注于打造思想而不是组织，让其他人去建立组织。如果你去建立组织，就会（把精力和注意力）从建立思想上转移开。”这是我的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从此我放弃建立组织，因为我的任务是建立思想。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也一直在努力保持的。

       德鲁克给我的另一个重要建议，直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其价值，并以此指引人生。这就是应该少关注生存和成就，而是更专注于如何成为有用的人。他的关键思想之一就是，如何让你对世界有用。

       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讨论很多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教给了他什么，很难想象有人能教导德鲁克。也许我让他知道了严谨的研究方法并不一定要像少数学术模型那样限定在狭窄的问题中。我认为一个大型实证和结构性研究项目也允许你提出很宏大的问题。德鲁克总是对宏大问题感兴趣，但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更有机，比如大量阅读、和很多人谈话。我的方法论更结构性，比如回溯、对比、分析和数量分析等，我想宏大问题也能那样解决给他留下了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