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兼任教授

    中国管理与西方管理最核心的区别，并不是“是”或“非”的问题，也不是“有”或“无”的问题，在于程度问题和出发点的问题。

    中西方管理的差异并不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别，也不在于科学管理和人本管理的区别。西方也有集体主义，只是西方的认同更多地建立在种族、阶级、姓别、职业、年龄等因素之上，当然，相对而言，西方更强调个人主义。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则更多的表现为圈子中的行为。西方也有人治和礼治现象，也会很重视文化、愿景等等，并设计制度鼓励自组织，如晚近发展出来的内部创业制度与自我导向团队，但西方管理更重视流程、规章、制度，其管理思维以规划与控制为主，以理性系统为主，辅以自然系统。

    因此，西方的组织通常更强调“对事不对人”，重视对事进行规划、执行、考核和奖惩。通过设定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流程，将员工化作大流程中的小螺丝钉。只是后来管理者们发现这些“螺丝钉”们开始表现出不满意的情绪，开始怠工和不服从管理，进而才产生了员工关怀、愿景管理等等一系列人本管理的元素，以提高“小螺丝”的工作满意度、归属感和成就感，最终提高工作动机。

    与理性系统相对应的自然系统，相信社会人的人性假设——人是需要关系、小团体、归属感与信任感的，所以人的结合是自然生发的，很多组织现象是不可能理性设计与控制的。中国的管理一开始就是从人出发的，以自然系统为主，理性系统为辅。因而，中国人重视先管人再管事，强调“人对了，事就对了”。中国管理重视看人、收心，培训，因才器使，然后授权赋能，以期“我无为而事自成”。中国领导不会详细规定每个工作细节，而是在前期做好关系管理，建立信任之后，事情就是你的，所以领导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中国管理是先承认自组织，效率不是来自于规章制度、规划控制，而是来自于自组织，这是整个管理思维中最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管理哲学首重自组织治理，以层级治理为辅，异于西方的层级为主，自组织为辅。但是，为什么自古中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层级制度呢？而且在19世纪以前一直有着世界最大的层级组织？以法辅礼。中国组织中理性系统的成分，是为了在管人的过程中，更好地规范行为底线，增加合作性和增强人际信任。

    这些自组织固然非常有活力，但是往往活力到了最后可能就会乱了套，结果就是互相掐、互相卡、互相争斗，譬如藩镇割据，甚至糟糕至军阀乱战。为了维持自组织单位之间的稳定，必须要有一个层级制度的组织来加以控制。但在这个层级控制过程中，中国还是非常强调礼治秩序和价值、文化的引导，并且礼治秩序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在层级治理中，为了管好自组织，中国是荀子说的“隆礼重法”，不同于西方的以礼辅法，这一点和西方管理哲学又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管理虽然强调自组织，但也仍然需要保持层级权力和自组织之间的平衡，如何平衡？尤其是权力都有强大的自我扩张倾向，很容易层级权力就想吃了自组织，如何平衡？在中国政治组织的实践中，知识分子扮演了上下之间“桥”的角色。了解了中国管理系统的特质后，就能够理解中国管理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放权”，任由民间自组织，由知识分子作集权官僚组织和民间自组织中间的桥，以保持稳定。可惜今天的管理思想矫枉过正了，处处怕“乱”，不敢放权，这正好扼杀了中国人的生命力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