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正忙于制作《中国达人秀》的星空公司还未注意到这档节目,但当美国版《The Voice》火了之后,星空公司认为这是下一个增长点,开始接洽版权引进公司IPCN,想与其合作引进《The Voice》。与此同时,各国版《The Voice》都在横扫本国综艺节目市场,让杜坚定了将《The Voice》引进中国的信心。
对此,杨媛草左右为难,一边是已经预约的浙江卫视,一边是已经成功合作多次的老客户星空公司,最后杨媛草提出,不如你们合作吧。双方碰面谈成了今日“某种程度上共同投资、版权共用、共同制作、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形式。
在杜看来这不算是“制播分离”,因为单纯制播分离是播出平台跟制作方买片,中间制作过程播出平台完全不管,但是《中国好声音》从头到尾浙江卫视都在参与,无论节目策划、编排,还是节目宣传,以及政府、上级部门的报批,到节目制作过程当中找选手、制作、后期处理,整个一条线浙江卫视都有投入。在合作中,操盘还是浙江台整体操盘,用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的话说,“受表扬是我们,真要是出了什么乱子,打板子也是打到我们屁股上”。
杜评价自己的合作伙伴星空公司是“操作模式节目非常娴熟的团队”,在他看来不是所有的团队都能把引进的模式操作好,包括现阶段原创较多的浙江卫视。浙江卫视则从《我爱记歌词》和《非同凡响》中积累了不少的音乐类资源,在能力上双方有所互补。《中国好声音》的录像和制作一共涉及400多人,其中200多人来自星空公司,主要负责执行,而浙江卫视派出部分编导,并负责后期的制作、播出。
这是一种能够“打破天花板”的合作模式,在传统“制播分离”的模式下,制作方会量入为出,很难保证产品质量。当然“打破天花板”并非只是打破双方收入、收视率天花板,同时也是制作经费、人力和物力投入打破天花板。
这种合作方式也符合夏陈安的“大片战略”,一是要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二是舍得投入。在《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一共有四辆节目制作车,一辆音频车、一辆装设备的车、两辆转播车,“两辆转播车加起来是27个机位,很多保姆车,包括后期剪辑的设备也在车上,整个机房都被开出来了。”杜说道。
《中国好声音》从2010年最初购买版权开始酝酿了将近两年,前期制作花费了半年。和此前的《中国达人秀》一样,在制作《中国好声音》的过程中,IPCN和星空公司旗下的灿星制作希望最大程度上吸纳原版权的“节目宝典”。作为原版权方的“飞行制片人”,杨媛草和其团队会定期从伦敦到场指导,和灿星制作一起参与节目前期的策划和制定。力争吸收国外最先进的现场灯光舞美效果、流程和选拔模式,打造一台完美的《中国好声音》。
“反选秀”的内核
大片化制作娱乐节目的时代,每家电视台都必须用尽办法博人气,因为选秀的本质是一夜成名。而风靡一时的《我爱记歌词》却是一种反选秀的模式,它是一个草根的互动节目,比较平民,没有评委,什么样的人都能登上舞台,不需要唱得好,也不需要长得漂亮,记住歌词就行了。2008年,浙江卫视以自己研发的《我爱记歌词》作为发力点在全国做线上线下的推广,引发了一波K歌型节目的浪潮,光省级电视台就有20多家跟着做类似的节目。现在,《我爱记歌词》作为常规节目仍能保持不错的收视率。杜说,它的价值在于“我们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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