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展现的“狗的视野”，再一次打破人们对这个世界想当然的认识

    呼吸的阻塞和恐慌发作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很多种不同的芥末酱，却只有一种番茄酱？橄榄球运动员能怎么教导我们如何雇用老师？头发吹风机告诉了我们20世纪的哪些历史？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会回答这些问题。其所著的《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瞬间抉择》（Blink）和《异类》（Outlier）已经三次改变了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现在，他将多年在《纽约客》发表的专栏结集为《狗看见了什么》（What the Dog Saw）。

    格拉德威尔始终以顽强的好奇心探索着众多不为人知的非凡故事，就像他在序言中所言的：“好的写作并不取决于说服力的强弱，而在于对你的吸引力、让你思考、让你瞥见其他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没有专家，没有理论

    华尔街坚信的原则是市场交易和投资中也有所谓的“专长”，就像做手术、打高尔夫和开战斗机中的技巧和洞见。那些有先见之明、抓住软件在现代社会中崛起机会的人，在1985年就购买了微软的股票赚了大钱。那些懂得投资泡沫心理的人在1999年底就卖掉了他们的科技股，逃离了纳斯达克的崩盘。

    沃伦·巴菲特被誉为“奥马哈先知”，因为看上去无可争议的是，如果你开始时一文不名，最后却是亿万富翁，你一定比其他人都聪明：巴菲特的成功是有理由的。但你怎么知道，某个人的成功真的是基于那个理由，还是在事实发生后人们编造了那个简单的理由？

    乔治·索罗斯的成功似乎也有其理由。他常说他遵循的是一种被称为“反身性理论”的东西。但后来，索罗斯在大多数场合表示，他的理论“如此微弱，完全可以忽略”。一位叫Jean-Manuel Rozan的投资家曾与索罗斯辩论了一整个下午的股市。索罗斯完全看跌，并有一套精巧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结果他被证明彻底错了，股市欣欣向荣。两年后，Rozan在一个网球锦标赛上遇到索罗斯。“你还记得我们的谈话吗？”他问道。“我记得很清楚，”索罗斯回答道。“我后来改主意了，赚了一大笔。”他改主意了！关于索罗斯最真实的事应该是他儿子罗伯特（Robert）曾经说的：“我父亲会坐下来给你说一套理论来解释他为什么做这个或那个。但我记得小时候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想的是，上帝啊，这些话至少有一半是废话。我是说，他在市场上改变主意或是干了什么事的原因是，他的背痛得要死。这与理性没什么关系。他真的会抽搐痉挛，这是早期的警告信号。”

    难题还是谜题

    国家安全专家格雷戈里·特雷弗顿（Gregory Treverton）曾著名地区分过“难题”（puzzle）和“谜题”（mystery）。本·拉登在哪里是个难题，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我们找不到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可能来自接近本·拉登的人，在我们找到这种资源之前，本·拉登始终逍遥法外。

    相反，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的伊拉克会发生些什么是谜题。这不是有简单确凿答案的问题。谜题判断和对不确定性的评估，困难的地方不在于没有足够的信息，而是有太多信息。CIA、五角大楼、国务院、国务卿鲍威尔、副总统切尼、一大群政治家、记者和智囊团都对入侵伊拉克之后的情况有估计。巴格达的出租车司机也有自己的想法。

    这种区别不是琐碎无意义的。比如，你若是认为“9·11”事件背后的动机和手段主要是个难题，那么按照逻辑，对应的应该是收集情报，招募更多间谍，增加对基地组织的了解和信息。如果你认为“9·11”是谜题，那你可能会怀疑增加更多信息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你会想要改进情报机构内部的分析，想要更深思和更多疑、能更好观察和分析我们对基地组织已知信息的人，想要让CIA、FBI、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的反恐团队们每个月打两次高尔夫，以便他们熟知彼此并交换意见。

    如果解决难题过程进展不顺，很容易就能找到问题所在—那个扣留信息的人。谜题则要含糊得多，有时是信息不够，有时是没能对已知的东西做出聪明的解读，有时是问题本身无法回答。难题总会有令人满意的结论，但谜题没有。

    如果你旁观了对安然公司前CEO杰弗瑞·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的审判，可能会认为安然丑闻是个难题。控方表示，这家公司进行了没有人真正了解的可疑内部交易。高管向投资者隐瞒了关键信息，构建公司战略的斯基林是个骗子、小偷和醉鬼。难题的典型假设“我们没有被告知足够的信息”是对安然提出的诉讼的主要假设。

    “先生们女士们，这是一个简单的案子。”司法部的首席公诉人在对法庭的结案陈词中说：“因为如此简单，我可能会提前说完。这是黑与白、真实与谎言。股东⋯⋯买了股票，他们没有被赋予太多权利，但他们有资格得知真相。”

    但是公诉人错了。安然并不是难题，而是谜题。

    矫枉过正

    1970年代早期，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大卫·L·罗森汉（David L. Rosenhan）将一个画家、一个研究生、一个儿科医师、一个精神病医师、一个家庭主妇和三个心理学家招集到一起。他让他们用化名去不同的精神病医院问诊，抱怨自己总是听到声音。这些人被告知要说听到的声音是不熟悉的，而且经常听到类似重物落下和“空虚”、“空洞”一类的词。除了最开始说的这些谎话，假病人们对一切问题都照实回答，表现得和平时无异，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告诉医护人员，声音已经消失了，他们没有感到其它进一步症状。结果8人平均入院19天，一人被关了近两个月。医护人员从未发现罗森汉搞的这个诡计。

    某种程度上，这个实验是一个典型的情报问题。有被淹没在一大堆相互矛盾和含混的噪音（一家精神病医院）中的信号（一个神智健全的人），情报分析师（医生们）必须将点连成线—他们一败涂地。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似乎很明显。医生和护士必须警惕正常人有时也会去精神病医院的可能性。所以，罗森汉去了一家研究和教学医院，告知医护人员，在未来三个月的某个时候，他还会派来一个甚至更多假病人。这一次，三个月中来就诊的193个病人中，41人至少被一个医护人员确认为完全正常。但这一次他们又错了。罗森汉一个人都没有派来。为了解决一种情报问题（过度诊断），医院犯了另一个错误（诊断不足）。这是“事后诸葛亮”的第二种、也许更严重的后果—我们热心地急于消除过去的错误，在将来制造了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