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流水线上的机器异化和维持温饱的收入，只是一种“当代农民包身工”的真实生存状态，那么，一直奉行郭台铭式的“韧性精神”与效率文化的富士康管理方式，虽然执行起来简单有效，但就连其当事的管理者看来，也已经日显出一种不合事宜的迂腐和落后气来。富士康今年接二连三的员工自杀案曝出之后，公司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坦承，缺乏“群体价值文化”支撑的工人的只能一个个都处在冷漠和隔膜的离散的“原子”状态，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会。代工企业金字塔式复杂庞大的科层设置，缺乏一个真正的为老公利益代言的工会组织，以及只有执行、不用思考的机械工作方式，使这些劳动者变成了一个个零散的处在社会边缘的个体，只能像碎片一样生存，除了挣得微薄的薪水，寻找生存价值和群体意义，变得如登天之难，而生存压力无法舒解和意义缺乏的焦虑累积，将这些曾经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只能推向绝望之路。在工友之间，这些年轻的打工者甚至只能粗俗地以“屌毛”这样称呼对方和自己，没有人关心他们工作之余的状态，他们只能成为汉迪所说的“空心人”，生存意义亦如“一片鸿毛”一样无足轻重。

　　新一代农民工：“无望的一代”

　　回望3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对于人口红利的依赖，而富士康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得益者。中国南方城市大量廉价和过剩的农民工劳动力，为跨国公司的工厂转移提供了低廉的生产成本，而代工企业是最典型的依赖成本优势模式的类型公司。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进这样诚实地解释过公司的发家秘密：富士康的高速成长，靠的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

　　然而，时过境迁，这一成本模式连同国家命运一起，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德鲁克一直提醒人们注意人口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模式带来的重要影响。随着80后群体的主流化和90后年轻人进入社会，中国经济长久依赖的人口红利模式将走到尽头。人口老龄化、社会严重分层对更年轻一代农民工带来的挤压，甚至考虑物价上涨，新一代的打工者同样的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薪酬，可能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而这些新因素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些尽管被富士康企业管理者所忽视或者意识到，但许多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拿出相应解决办法来。

　　以80后和90后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为例，正如一些学者所发现的那样，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他们可能没有上一辈的勤奋坚韧和忍辱负重，但却有着更大更多的欲望和追求，至少在一个被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裹挟的时代里，他们已经成为“回不去的一代”，而日益边缘的社会地位更加大了他们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距离，许多人成为了“无望的一代”。这对管理者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不仅仅只是“生产成本”，或者“待开发的人力资源”，如果他们不能成为社会开放和企业成长的真正受益者和价值分享者，那么从一开始，他们都是失败者。这时，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所崇尚的任何“军事化”的严苛竣法，在管理者看来是简单有效的刚性法则，可对这些年轻的打工群体来说，有时一种体罚，一声责骂，或者一种对于人格的羞辱，都可能成为他们从高楼纵身一跃的冲动来源。

　　在一个时代转换的背后，总是充满了无数底层承受者的巨大成本和牺牲。一如当年上世纪80年代末一代国企工人下岗再就业的自觉牺牲成就了国企改革的成本，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依旧离不开这数千万年轻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往往来自一个偏僻的乡村，怀抱青春理想，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5月6日这位名叫卢新的自杀者曾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 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平心而论，“富士康现象”背后的自杀员工悲剧，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失败，它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病灶，就像媒体在描写每天富士康龙岗基地门口人头攒动的一幅景象：“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可是，当人的价值让位于一只时尚的iPhone，当我们管理方式从一开始就只是剩下了冷血的“效率文化”，当每一个年轻员工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都可能被轻轻地拭去的时候，这个时代就开始病了，商品、汗水、青春和生命，哪一个不可以成为资本压榨机器中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