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低薪竞争力

2010-08-26 09:24:23    21世纪商业评论 李固   我要评论0   我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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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工人的加薪是否会意味着整个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降格”,甚至出局?

    在令人错愕悲痛的富士康员工连续性自杀事件之后,一轮由劳工与资方对立而引发的涨薪潮开始席卷珠三角地区。6月初,身处暴风眼中心的富士康宣布涨薪30%至60%,富士康包含着补偿与安抚等多重意味的加薪之举,对于整个珠三角乃至中国加工制造业的用工成本迅速产生了风向标式的压力。国家政策也在此时推波助澜,温家宝总理公开表示,保证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是政府的责任,北京、上海、广州等27个省份纷纷在7月1日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大都在10%到20%之间,于是,在7月份这个往常年间的招工淡季,劳动力工资出现了多年不见的上涨。

    不过,如果我们剥去这些戏剧性的新闻事件,就会发现涨薪并非富士康自杀员工用生命换取来的代价,也不是政府出台政策的结果,而是市场供需的根本变化使然。从前几年开始,珠三角地区制造企业招工时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等现象就预示着,长期以来就像运行在经济学中理想的无限劳动力供给模型中的中国经济正在走向转折,所谓“刘易斯拐点”正在步步逼近,甚至已经降临。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它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个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其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用以描述一个二元经济体的发展状况。据统计,中国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2481万人,以往似乎永不枯竭的剩余劳动力已明显减少。而从人口结构上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比例很低,已十分有限;30岁以上的则占到了80%。可以说农村再无“壮劳力”可供向城市转移了,反而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外出打工人口开始出现回流的趋势。

    涨薪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即使对于那些无关的人们来说,工人们的收入上升也能够换来良心上的些许慰藉。不过,正如保罗.萨缪尔森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区别所说的那句妙语,人群中的一个人踮起脚能看清楚一些,人群中所有人都踮起脚,其效果却是大家既费了力气,也无人能比以前看得更加清楚。比如,加薪是否会引发各行业的成本螺旋式上升,乃至其收入改善效果被通货膨胀所抵消甚至恶化?更进一步的疑问是,制造业工人的加薪,是否也将意味着整个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降格”,甚至出局?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安全地判断,不论通货膨胀是否会发生,中国劳动力的收入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都将毫无疑问地上升,这是因为劳动力供需比例的改变从根本上赋予了劳工阶层更高的议价能力。在此次加薪潮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在珠三角地区街头巷尾的劳动力市场上,民工们开始自发推选代表与招工企业负责人进行谈判和对话,原始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已经出现雏形,而在富士康等制造企业,更加正规和系统的劳资对话机制也在逐步形成。

    而对于后一问题,答案则并不确定。在那些曾经利用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既有日本、韩国这样产业结构成功升级的榜样,也有无法挣脱低劳动力成本陷阱的前车之鉴,不过显然,历史上从未有过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进行转型的先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堪称前所未有,一些对廉价劳动力长期依赖成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亏损和倒闭,正如提高最低工资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实际失业,市场推高了工资水平,也会让一些工人失去眼前的就业机会。

    但这其实并不是坏事。那些无力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则会选择从沿海地区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地迁移,或者干脆关门。而那些有能力的企业将想方设法消化增加的劳动力成本,它们会被迫去追求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和更精细化的管理,向价值链的上端迁移,而它们也将雇佣更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高端人才,而不是大量低技术劳动力。这是一场由于资源枯竭而产生的企业快速进化战,劳动力工资急剧上升的成本压力将比任何理念和口号都更加强有力地推动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那么,跨国公司会不会选择将产能大规模迁出中国?虽然最初吸引他们进入中国的超低劳动力成本将不复存在,但新的吸引力因素也许会让他们继续留在中国,比如快速增长的本土市场需求、日益庞大的专业知识人员和管理人员储备等等。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世界最大的办公设备企业佳能最近宣布计划把打印机产能迁往中国,而世界最大的电脑屏幕生产商冠捷科技有限公司则在武汉增加了产能。这些公司并不打算向国外转移产能反而继续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原因在于,一是想更靠近全世界需求增长最快的源头地区,二是因为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洼地,比如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等,虽然拥有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但却缺少工程和管理人才。

    实际上,不仅仅是制造业工人,中国劳动力的总体收入比例都偏低,从1996年开始,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一直在呈现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接近70%直至2009年的低于50%,平均每年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

    而制造业工人工资是国民收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锚”,它会通过就业选择来拉动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水平。因此,同样将面临严峻挑战的产业还包括那些商业模式极大程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行业,比如快递业、零售业甚至餐饮业等等,这些工艺流程谈不上有太多技术含量的行业,除非创新,否则只能选择将增加的人力成本转嫁于产品和服务之上。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告别依靠低薪所建立起的竞争力,即使谈不上迫在眉睫,但也是日程表上最靠前的几件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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