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并不是到今天才荣膺革命的冠名权。2009年4月7日，东南欧小国摩尔多瓦，上万名示威者（多数为青年）愤怒的走上街头，抗议他们国家3天前的政府选举结果。

　　虽然后来这场公民抗争被《华盛顿邮报》讽刺说“看起来不大像一场革命，始终带着几丝表演剧意味”，但是被西方媒体第一次冠为“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之名，因为将这些示威者集合到一起的正是社交媒体。

　　不过，斯坦福大学研究网络政治效果的著名学者伊夫格尼·莫若佐夫（Evgeny Morozov）反对说《纽约客》称他一直是对最坚持已见数字化布道者的批评家推特在摩尔多瓦国内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人拥有推特账号。

　　时间再退回五年来到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手机和短信被认为在孕育运动中其了关键作用。美国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为此出了一份10页的案例分析，证明互联网和手机促使组织民众运动更加容易。

　　伊夫格尼·莫若佐夫依旧坚持他对互联网在极权国家催生革命能力的怀疑论。他说这些论调都是网络乌托邦（Cyber-utopian），“发短信导致的王朝变更可能在网络空间被看作是现实的，但是没有独裁者已经被第二人生（Second Life，著名游戏社交网站）推翻。”

　　由此上溯到50年前美国民权运动时期，1960年2月1日的下午。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的一家百货公司午餐台上，四名黑人大学生受到了白人服务员的侮辱而开始抗议。数天后，静坐人群已经扩展到距此25公里和55公里外的两座城市，到当月底，抗议已经蔓延整个美国南方。

　　而直到1973年，足足有两块砖头大的世界上第一部手机诞生；31年后的2004年，扎克伯格建立了Facebook，再过两年，Twitter上线。

　　如今在席卷中东和北非的革命运动面前，“Twitter革命”或“Facebook革命”概念已在从华盛顿到开罗，以至全球流行。无可否认革命运动中的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传播信息的作用，同步、放大和加速了街头革命，但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或催化剂，其无法取代高度认同的价值观所起的“强联系”作用。

　　《引爆点》作者玛尔康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去年10月在《纽约客》上撰文说，社交媒体往往无法提供社会变迁通常所需之物，而一些夸大社交媒体作用的说法，也在意料之中。

　　文章引用历史学家罗伯特·达顿（Robert Darnton）的话说：对当前的通讯工具的夸大，已经形成了一种对过去的错误意识这种印象荒谬到了认为通信工具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在电视和互联网出现之前交流无足轻重。

　　“然而在社交媒体受到狂热追捧时，传统的交流仍然会起作用。在美国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社会动荡篇章之一过去50年之后，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才是行动主义（activism）。” 格拉德威尔说，行动主义挑战的是现状，想要对付的是根深蒂固的问题本身，“柔弱的小心脏是无法承受这一任务的”。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将革命运动或民众抗争中人群的聚合关系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高风险的行动主义是一种“强联系”现象。

　　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在1964年美国密西西比发生的流血的民权运动“自由之夏”中，所有中途退出和坚持到底的参与者都对“自由之夏”的目标和价值观高度认同，是明确的支持者。这样的强联系也存在于推倒柏林墙的东德示威行动等其他高风险的民众抗争中。

　　“与社交媒体联系在一起的行动主义就完全不是一回事。社交媒体的平台围绕着"弱联系"建立。”格拉德威尔说，“社交媒体的布道者似乎相信一名Facebook上的"好友"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是一样的。”

　　退一步说，尽管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中，最先关注或加为"好友"的人可能与你属于“强联系”（现实中的朋友，在某方面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在以你的圆心、好友为节点、从而推向更外围的联系者之间，是否还存在“强联系”就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格拉德威尔认为，传统的民众抗争与社交媒体上的抗争之间的第二大关键区别是：社交媒体不是等级制组织。只有等级制组织才受中心权威控制，达成共识并做出行动，而社交媒体建立的人群联系纽带是松散的。

　　不过，《纽约客》的这篇文章在东西方学者中都引起了争论。北京大学网络传播专家胡泳就有三点不同意：将美国民权运动中的抗争模式上升到普遍经验是否合适，在网络上建立的联系也不一定是“弱联系”，现在的革命运动是否还需要等级制和纪律性组织的领导也是疑问。
　　即便如此，“强弱联系”的分析框架依旧适用。那么在埃及又存在什么因素（尤其是在埃及切断互联网和手机通信之后），足以证明在危险的、以推倒现行政权为目的的革命中“强联系”的存在？

　　答案就是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认为，在穆巴拉克时代，埃及人民失去了国家的归属感。“这场革命并不是"一小撮人"进行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反政府行动，抗议者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埃及政府，还有美国所主导的"新中东计划"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

　　伊扎特说，埃及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还在于革命者极高的素质和极强的自觉性。革命中的解放广场被埃及人自豪地称为“解放广场人民共和国”：广场成为了一个开放的艺术馆或是音乐厅，示威者在这里讲故事，做礼拜，甚至举行婚礼。

　　“诚实地说，网络在阿拉伯国家还不是非常发达。特别是埃及，互联网普及率尚不足10%。”根据迪拜媒体协会和普华永道近期发布的报告《阿拉伯媒体展望2008-2012》，1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家庭互联网宽带订户比率低于10%，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的比率最低，分别为6%、3%和1%。

　　“埃及革命不是以网络取得胜利，网络只是起到了助推作用，所以我认为把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称为"茉莉花革命"或"Facebook革命"并不适合。”伊扎特说，“革命就是革命，是无色的，没有必要披上民族或宗教色彩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