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三部曲

    或许是受斯坦的影响，在出版《承诺与社区：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和乌托邦》之后，坎特的学术兴趣开始转向管理学。1973~1974年，坎特参加了哈佛大学的组织行为研究项目，项目结束之后，她随即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研究员和访问学者，并于1976年完成了博士后研究。1977年，坎特同丈夫一起创办了“好方法”管理咨询公司（Good Measure Inc.），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点子公司”式的咨询机构，实际上相当正规，专门根据坎特的研究结果，提供发展领导能力和促发创新的咨询工具，至今已拥有许多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客户。这一时期的管理咨询实践，使坎特开始打通社会学与工商经营的关系。社会学和管理学，成为坎特学术图谱的两种基本色调。

    严格来讲，坎特此后的所有著作，都带有社会学和管理学交叉的色彩。1977年，坎特出版的《公司男女》（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就是一本社会学和管理学交叉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获得了当年的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米尔斯奖由美国的社会问题研究会设立，以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命名。这位以《社会学的想象力》闻名遐迩的学者，生前并不得志，死后却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1964年设立的这一奖项，目的在于奖励那些“在杰出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研究传统指导下，致力于增进对人与社会的理解，最能代表优秀社会科学研究的著作”。坎特的著作获此殊荣，使她在学界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公司男女》承袭了坎特对乌托邦的分析架构，区别在于分析对象变为现实中的一家大公司（坎特没有透露该公司的真实名称）。笔者认为，《公司男女》的独到之处体现在如下四方面：第一，该书揭示了组织中女性、少数族裔的弱势及其成因；第二，该书没有将研究对象限于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将员工的妻子等“外围部队”包含在内；第三，该书揭露了官僚体制对组织成员的过度控制，顺应了管理学界对官僚制进行批判的潮流；第四，该书对权力的分析一反常人，认为组织中的专制领导和严密控制，原因在于缺乏权力，而不是权力过大。正因为上述四点，《公司男女》成为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双料经典，在获得米尔斯奖的同时，也被公认为坎特组织变革理论三部曲的第一部。

    在坎特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公司男女》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学者，她研究管理问题的女性主义视角一直延续至今；她对公司“外围部队”的分析，成为日后对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进行分析的起点。从上述两点出发，坎特的努力，使她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批判官僚制的行列。1979年，坎特把关于权力的思想整理为论文《管理层的断电》（Power Failure in Management Circuits）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获得了当年的麦肯锡奖（McKinsey Award）。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坎特在学术上成果迭出，渐入佳境，1977年她进入耶鲁大学担任社会学和组织管理学教授，1979年又兼任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在家庭生活上，坎特喜得贵子，可谓事业和生活双喜临门。在耶鲁和麻省理工良好的学术环境下，1983年，坎特很快推出了新著—《变革大师：掌握企业繁荣之钥的人》（The Change Masters : Corporate Entrepreneurs at Work）。在这部被称作变革三部曲第二部的著作中，坎特对《公司男女》中发现的官僚制弊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运用企业家精神来矫正美国企业日益僵化的管理体制。她认为，领导通过分享权力，可以扩大权力，而不是丧失权力。只有赋予组织成员相应的权力，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如果组织各级成员都拥有同自身的责任相匹配的权力，那么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就会被调动起来，企业管理体制过于僵化的弊端有望得以缓解。

    有人认为，《变革大师：掌握企业繁荣之钥的人》标志着坎特研究侧重点的转变—在这之前，她关注的是组织的结构和体制；在这之后，她开始关注组织成员的行为。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却有偏狭之嫌。观察坎特的学术经历，不难发现，她的关注重点始终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社会性。即便她研究组织结构和体制，也是从人出发的。不如此，不可能形成批判官僚制的立场。但坎特对人的关注，又不是单纯的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而是时时不离开结构和体制对人的影响。更准确地看，坎特的研究侧重点一直未变，变化的不过是研究的深入程度。我们切不可忘记德鲁克对坎特的评价，纵观坎特的管理理论，她始终保持了结构、行为二者之间的平衡，从没有顾此失彼。实际上，正是理性与人性的张力，刺激了管理学研究的不断进步，而坎特管理思想的独特魅力，就在于理性追求与人性诉求之间的平衡。坎特自己谈到对《变革大师：掌握企业繁荣之钥的人》的评价时，声称这本书为她开启了一扇门，使她一方面意识到了学术领域的未知之境，另一方面刺激她跨出国门周游世界。在游历的过程中，各种想法日益清晰，又激发出她下一部著作的主题。

    由于坎特在管理学界声誉日隆，1986年，哈佛商学院邀请她加盟，坎特离开耶鲁来到哈佛。不过，坎特一直不是书斋型的学者，她在教学和科研之余，十分热衷于社会活动。1988年，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决定参加总统竞选。杜卡基斯在州长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坎特看来，杜卡基斯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体现了理想主义、创新精神和经济头脑的有机结合，于是，坎特参加了杜卡基斯的竞选团队，担任经济顾问。结果，杜卡基斯竞选失败，坎特又回到了课堂。1989年，变革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当巨人学习跳舞：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战略、管理和职业的挑战》（When Giants Learn to Dance : Master the Challenge of Strategy , Management , and Careers in the 1990s）出版。在这本获得巨大反响的著作中，坎特对《公司男女》和《变革大师》中的观点有着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过程优于结构”的论点，即组织及其成员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要比日常的管理体制更为重要。至此，坎特的变革思想基本定型。

    学而优之后

    《公司男女》、《变革大师》和《当巨人学习跳舞》是坎特的代表作。纵观坎特的变革三部曲，第一部可视为官僚体制的批判和解构之作，第二部可视为以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官僚制的转化之作，第三部则为面向未来的对管理体制重构之作。至此，坎特的组织变革理论框架基本完成，她的学术地位也日益牢固。1989年，她开始担任《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的编辑。在她任职期间，一系列超越官僚体制、富有创新理念的论文被发表出来，如加里 · 哈默尔（Gary Hamel）、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查尔斯 · 汉迪（Charles Handy）等人的创见，通过《哈佛商业评论》发扬光大。在利用有影响力的学术平台发掘和推广新的管理思想上，坎特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以后，坎特主要着力于变革理论的传播与应用，以实现她内心的理想。在这一阶段，她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两个方面。

    第一，传播她的变革思想，运用变革理论指导现实中的管理实践，尤其注重管理与社会的关系。20世纪末至今，坎特一直是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的活跃成员。在参加论坛会议的过程中，她广泛结交各国政要，扩展自身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为变革理论取得范围更广的素材，同时也对各国的变革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2年，她结识了南非领导人曼德拉（Nelson Mandela），由此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历程有了清晰的理解，这部分收获被她放入2004年出版的《信任：连胜的艺术》（Confidence: How Winning and Losing Streaks Begin and End）中。坎特还积极参加非政府组织活动，如美国的“都市和平队”（City Year，一个志愿者组织，组合各种背景的志愿者进行一年期全职活动，训练他们的技能并提供机会让他们去改变世界）。1990年代，坎特同克林顿夫妇关于社区功能有过深入讨论，她们的见解一拍即合，克林顿夫妇也主张在应对变革时注重发挥社区的作用，提高人们的责任意识。为此，克林顿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强调责任与社区在美国当代的重要性。与克林顿夫妇的倡议呼应，1997~1998年，坎特提出并主持了社会部门企业领袖计划（the Business Leadership in the Social Sector Project），试图把工商业领导与社会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坎特也十分重视。例如，在2010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她对中国移动公司将农村市场作为未来的新增长点予以肯定，认为中国移动在“农村市场的创新举动不仅对其提升盈利更对服务社会有意义”。在对社会的关注上，她与德鲁克十分相似。

    第二，运用变革理论的框架，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形成她的普及和应用性著作。自1990年代以来，坎特运用变革理论分析现实，平均两三年出版一本书。1990年代初期，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坎特运用变革理论进行分析，对“世界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提出了相关建议，提醒人们在奋勇往前的同时，切不可忽视社区和本土价值观的重要性，并为此于1995年出版了《世界级：地方企业如何逐鹿全球》（World Class：Thriving Locally in the Global Economy）。在2000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坎特开始进行“全球e文化调查”，最终形成了在e文化背景下的变革理论，并于2001年出版了被汉译本推荐为“企业天演论”的《e变》（Evolve!: Succeeding in the Digital Culture of Tomorrow）一书。坎特的最新一本书是2009年出版的《超级企业：先锋企业如何创造机会、利润、增长和社会公益》（Supercorp: How Vanguard Companies Create Opportunity, Profits, Growth, and Social Good），对大型公司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对坎特的快速出版和面向现实，媒体提出了尖锐的质疑。2004年，她的《信任：连胜的艺术》出版后，媒体就发出了“坎特是不是无话可说了”的反问。当然，媒体依然称赞她的书好读、通俗、全面、详实，但是，却批评她缺乏新的重大构思，话说白了就是批评她老生常谈乃至江郎才尽。对此，坎特的回应是：《信任》一书中包含丰富的理论内容，不过是没有把理论放在显著位置。也许，坎特说的是对的。人们总是追求理论的新颖、抢眼，但很少深思这样一种现象，越是抢眼的东西，越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真正能够长存的真知灼见往往平淡无奇。不过，这种批评同时反映出，坎特在理论上的创见，已经基本定型。此后她的贡献，主要在知识传播方面。

    2001年，管理学会授予坎特杰出贡献奖（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s Distinguished Career Award）。2010年，由于坎特对领导力研究的贡献，领导力协会授予她“国际领导力奖”（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ward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Leadership Professionals）。

    纵观坎特的思想历程，始终有几条固定的线索贯穿其中：第一，坎特自始至终关注女性、家庭和社区问题，重视变革给女性、家庭和社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这既反映了坎特的女性立场和社会学素养，又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的社区传统。第二，坎特所有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变革与传统的平衡。换句话说，如何在顺应变革潮流的同时，使传统不致中断，是坎特孜孜以求的目标。第三，建构和演化并重，结构和过程并重，正规组织和关系网络并重。所以，坎特研究方向和主题的变化，其中隐含着不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照片上坎特的满脸笑容已经很难看出年轻时激进的痕迹，但那种自信和理想主义却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