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让几乎任何社会问题都更易于解决，但健康问题则不一定。中国也曾经历了受益于经济增长、生活条件改善、国民健康水平大幅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阶段，但上述数据则显示，经济增速仍然大踏步向前之时，国民健康的改善步子落后了。“拿命换钱”的中国特色思维甚至暗示了某种可能性—GDP的高增长奇迹，是以国民健康一定程度的牺牲和折损作为对价。

　　国民的健康水平直接影响一国人力资本的质量，亚健康人群的持续增长，无疑为中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前景埋下了阴影。

　　已有大量的学术及实证研究证明了国民健康之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如在Bhargave等人的研究中，基于多个国家间的固定样本数据（Panel Data），他们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成年人生存率（即年龄达到15岁的人能够存活到60岁的概率）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成人生存率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将提升大约0.05%；而投资占GDP的比例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仅上升0.014%。东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的蒋萍等人则发现，作为人力资本的另一重要因子，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能代替健康水平提高单独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教育与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的，共同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由此看，一个健康的中国，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成长。

　　健康：集体无意识

　　要构建健康中国，在经济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企业家不可或缺。然而，在中国，被慢性病和心理亚健康折磨最深的，非企业家这一群体莫属了。大国崛起、经济活跃的路径浸透了他们的汗水，据媒体统计，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家，每天工作长达11个小时，睡眠仅6.5个小时，一周只休息1天，每周有21个小时花费在会议桌和谈判桌上，17个小时奔波于各种交际应酬，还有17小时花费在商务旅行上。

　　身处经济发展最急遽的国度，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业绩考核的短线行为，加上应酬、忙碌造成的不良生活饮食习惯，使得企业家的身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他们成功掌控了财富，却难以掌控自己的身体和人生。能如万科董事长王石一般，在健康与事业之间的平衡线上游刃有余者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健康则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时已悔之晚矣。

　　有一组惨痛的名单在网上流传着，很多老总们正值壮年就早早撒手人寰，留下未竟的事业和家中老少：2004年11月7日，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因劳累过度，患肠癌英年早逝，年仅38岁；2005年12月1日，身家数十亿元的山东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苗建中猝死家中，时年53岁；2006年1月21日，上海中发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因患急性脑血栓在上海浦东仁济医院去世，年仅37岁；2007年12月27日，百度前CFO王湛生在三亚游泳时卒去，年仅40岁；2011年7月2日，凤凰网前总编辑、百视通前COO吴征突发心梗，不幸逝世，年仅39岁，这份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名单还在不停的扩张中。

　　疾病的损耗之外，心理上的不健康也易卷走企业家疲倦的生命。心累了，或是走投无路之下，把自己交给永恒的死亡，生前种种一并带入黑暗与沉寂之中。2011年5月22日，刚刚上市仅两天的万昌科技前董事长高庆昌从23层高楼一跃而下；而此前一个月，身家数十亿的包头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在奥迪车内自焚身亡；2008年4月29日，资本圈内赫赫有名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同样坠楼身亡；2003年9月7日，拥有10亿元身家的前“河南首富”、河南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其位于河南长葛市的别墅内自缢。

　　在商战中纵横捭阖的他们本不应该如此脆弱。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自杀或非正常原因身亡。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市场创新的核心主体，企业家群体的高风险也暴露出无情的现实：健康状况欠佳正成为侵蚀中国企业家领导力的最大隐患。

　　一项针对中国企业家的调查也显示，生活无规律、工作负荷大和缺乏运动是其健康问题的三大诱因。而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不关心，则是思想源头上的罪魁祸首。在一项调查中，有97%的企业家身体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但是仍有高达75%的人认为很快乐。这其中逻辑让人倍觉吊诡。

　　企业老总不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员工的健康状况被漠视也在情理之中了。在频频见诸报端的“过劳死”案例中，许多外表光鲜却需要200%付出的行业，屡屡中招。如在被戏谑为“拿女人当男人，拿男人当牲口使”的金融、会计师等收入颇丰的行业，加班加点连轴转的工作时长，和一杯泡面慰人生的饮食结构，构成员工在任务密集期的人生常态。青春加速折旧，甚者更如花般凋落枝头，过往已有不少惨痛的案例冲击着我们的视野。普华永道25岁女硕士猝死的消息曾引起微博热议，而富士康的13跳，更是国人至今提及仍感哀恸的黑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