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弗里德曼: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2010-09-15 10:11:45    《环球企业家》 乔治·弗里德曼   我要评论0   我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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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政治学来讨论中国的未来:当高增长不可持续,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会发生什么?抑或是一种危言耸听

乔治·弗里德曼

    任何对未来的讨论都要从中国开始。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这个国家。把中国当作未来全球领袖的讨论也不绝于耳。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年中突飞猛进,而且毫无疑问,中国的确是个大国。但30年的发展并不意味这种增长会永不停止,而是意味着中国一直以这种速度增长的可能性正在减小。对中国而言,增速减缓意味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不认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强权之一的观点。我甚至不相信中国能维持统一的状态。但我确实赞同,不首先讨论中国,我们就不能讨论未来。

    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大可能成为活跃的断裂带。如果出现了地区冲突,中国把对手完全踢出局的可能性较小,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中国被戳中软肋,沦为他国的掌上玩物。中国的经济也远非看起来的那么坚不可摧,而其政治稳定性又严重依赖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使得中国的政治稳定性更加脆弱。然而中国确实很重要,因为至少在其他人看来,中国似乎是短期内最有可能挑战全球格局的国家。

    还是以地缘政治学作为我们的基本框架,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些基本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岛屿。它显然不是被水环绕的岛屿。无法逾越的地带与荒原有效地将它与外部世界阻开了。在中国北边是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不适合居住,人烟稀少,并且不易穿越。在中国西南是无法穿行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边界处则遍布着山脉和丛林,而中国东边是海洋。只有它西边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处可以有大规模的人流通行。但是即便在那里,历史上,中国人也很少下大力气,向这一地区迁移。

    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海岸线一千英里以内,占国土总面积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国土则人口稀少。

    中国只有一次被彻底征服的经历——那就是在十二世纪时被蒙古人所征服——并且中国很少将势力范围拓展到今日疆界以外的区域。中国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并且也只是时断时续地与外部世界往来。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并非一直热衷国际贸易,它会时不时地将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和外国人接触。当它从事贸易时,它使用贯穿中亚的丝绸之路和从它东部港口出发的商船。欧洲人在19世纪中叶遇到的是正是一个处于某个孤立主义阶段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国土统一,但是相对贫穷。欧洲人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在沿海地区从事密集的贸易。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从事贸易的沿海地区财富的急剧增加;其二就是中国沿海和贫穷的内陆地区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种不平等也导致了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控制力的减弱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混乱。沿海地区更乐于保持和欧洲人的紧密关系,甚至乐于被欧洲人占领。

    混乱时期从19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共产党于1949年执政。毛泽东曾经试图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发起革命。在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长征,深入内陆。在内陆地区,毛泽东组织起了一支由贫农组成的军队,随后发动内战并重新夺取了沿海地区。之后他将中国送回了闭关锁国的时代。从1949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都由一个强大的政府主宰,保持了统一,却孤立且贫穷。

    中国的赌博

    毛泽东的死亡让他的继任者们再次试图实现历史上的中国梦。他们想要这样的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变得富强,但团结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知道,中国不能永远保持孤立,还不被威胁,因为中国的经济上的弱势会被他人所利用。因此邓决定孤注一掷。他赌这回中国可以敞开国门从事国际贸易,而不会内部的冲突变得四分五裂。

    沿海地带再次变得富裕繁荣,又一次与外国往来密切。廉价产品与贸易为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带来了巨大财富,但是内地依然贫穷。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日俱增,但是中国政府维持了平衡,北京的统治地位没有动摇,既没有失去对任何地区的控制,也不冒着因过度高压专制而导致反抗的风险。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三十年,以任何标准衡量都算不得很长的一段时间。(若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更算不得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争议的问题在于,中国内部的各种力量能否被管理好。我们就此展开对中国及其对21世纪国际格局影响的分析。中国能保持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吗?如果现在如是,它是否会再次分崩离析?

    中国在21世纪之初就赌它能够一直无限地保持各方势力的平衡。这其中的前提是它能够逐渐将财富从富庶的沿海地区转向内陆地区,且不会遭到来自沿海地区的抵抗,或者伴随着内陆地区的不稳定。北京试图令中国各个地区的人都满意,并且在竭尽全力实现该目标。

    这些表面现象之后的则是另一个更具威胁性的严重问题。中国看起来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配备如私有财产、银行等它也都有。但是“市场不能决定资本的分配”,从这一点上来看它又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你认识谁比你是否有一个好的商业计划重要得多。

    放贷的原因多种多样,要么是因为亚洲体制盛行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要么是因为共产主义体制中的政治关系,而这些原因和商业价值鲜有关联。可预见的结果是这些贷款中相当大一部分成了坏账——用银行业的术语来讲叫“不良贷款”。该数额估计大约在6,000亿美元到9,000亿美元之间,或者说占中国的 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金额骇人听闻。

    因为有低成本出口所驱动的快速经济增长这些坏债才得以控制。世界市场需要大量的廉价出口商品,所以从国外流入的资金可以使得有着巨额债务的公司运转下去。但是中国对商品定价越低,其中的利润也就越低。这样的无利润出口使得巨大的经济引擎得以运转,但事实上中国却在原地踏步。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的商业机构。数额巨大的资金流入其中,但是资金流出的速度和流入的速度一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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