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跨国公司竭力应对市场压力时，它们感到中国政策环境让自己的回旋空间缩小了。

    部分限制由来已久。特雷克斯和它的同行卡特彼勒都认为在汽车产业目录中，对汽车起重机企业外资持股最多50%的限制并不合理，因为与轿车相比，这是个太细分的领域，谁也说不清二十年前为何将“芝麻与西瓜”放在一起。“对外资门槛很高，对内资门槛很低”。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正是三一等本土公司快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我们只能‘花钱买自由’，也就是说随着投资规模加大，业务范围才可能增加，比如说投资6000万美元以上，可以做一些有限度的融资、租赁;投到一个亿之上，又可以多做一些。如果你是个本地企业，生下来就有这种权利。”

    金融危机之后，外资的失落感有所加强。“中国在逐步向内需驱动型增长转变中，是会继续坚持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这一‘未竟事业’，还是会采取支持国有经济，限制进口产品及收紧外商投资企业市场准入政策的相关措施?”中美商会在2010年度《中国商务环境白皮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该报告认为，“许多新的行业政策已表现出保护主义的迹象。”

    “政府采购每年都有，为什么现在成为外资特别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政府有四万亿刺激政策，本土企业分到的蛋糕肯定更多。而总部对中国区情况可能并不了解，看到这么多的订单自己却拿不到，就会给中国区许多压力。此种背景下，类似抱怨就成了主流。”德国电信新任大中华区总裁黄辉对本刊推测说。

    更令跨国公司敏感的是“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产品”的倾向性政策难以界定和管理。2009年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出台的关于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外资认为自己的产品很难达标。“有些外资企业将‘自主创新’理解为‘自己创新’，也就更加担心。”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何曼青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这也是随着外资在中国扎根越来越深出现的“深度不融合”。“在政策领域，外资过去关注框架性东西比较多，现在角度越来越细化，像新药疫苗的研发、风电招标之类，都已经相当具体。”何曼青评价。

    在华战略能否顺利实施，也取决于企业组织的效率。跨国公司早期在中国多以办事处形式开展业务，后来成立代表处，2000年之后逐渐有“中国区”的概念，但通常需要受亚太区管辖。近年来，中国区CEO们的权限越来越大，除大陆以外，也负责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等区域的业务。

    特雷克斯在中国投资超过20年，直到2008年郎华上任后，才有中国控股公司的概念。此前，它在中国有代表处、合资企业、法律单位等20多个机构，郎华认为唯有集中到一起，才可以谈“中国战略”，有可能将全球采购中心和全球研发中心搬过来。“对成熟的跨国企业，中国不能再被视作‘Colony market’(殖民地市场)，而应该成为‘Home market’”。

    从草莽到大浪淘沙

    改革开放与吸引外资，始终联接在一起，未曾分离，外资本土化与中国国际化的进程相互交织，互相推动，期间也裹挟着各种杂音。

    美国铝业亚太区总裁陈锦亚将这一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历史在1978年的最后一个月加快了脚步，12月13日，离开30年的可口可乐与中粮合资，重返中国，3天后中美建交，又过了两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

    “当时‘上面’意识到改革需要外力，而外资就是那个外力，决定开放，热情很高。但‘下面’理解偏差很大，这是非常艰难的阶段，能泼的冷水全部都泼上去了。”陈说。主管改革开放的官员大都刚刚走出“文革”，当他们与跨国公司高管坐在同一张谈判桌时，彼此的尴尬可以想象。许多中国人对开放的理解来自列宁的一段话，大意是：我们为什么让外国人赚钱?就是为了让资本家赚小头、我们赚大头。

    1982年可口可乐在北京促销，从3元钱一瓶的“高价”降到5毛钱，而且送气球或筷子，引发的热潮令今日苹果在中国发售iPhone 4时的情景也相形见绌。北京媒体还使用了“可口可乐侵入中国，引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标题。

    这一时期，外资主要驻留在沿海的“经济特区”，所谓“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业务遍地开花，外向型经济的基础由此奠定。中国当时最突出的价值只是作为制造基地。

    自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是为第二阶段，最先进入中国的外资尝到了甜头，也敏锐觉察到中国市场萌动的力量。以中国人口数乘以自己的产品单价来计算市场规模，这种公司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该规定开辟内外税有别的先例，外资企业可享受10%-15%的所得税优惠，而当时国有企业税率为33%左右;地方政府还有“三免两减”、土地优惠等政策。同年，中国重启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谈判。

    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为全面对外开放的起点。1992—1995年之间，外商直接投资每年都翻倍增长，可是奇怪，他们并没有随之进入收获期。“这一时期爆发了第一次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翻翻当时的《华尔街日报》，几乎每周都有美国企业诉苦，说在中国投资赚不到钱。”陈锦亚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