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永远不要觉得你已读懂中国

2010-10-25 10:48:49    《中国企业家》 何伊凡   我要评论0   我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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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最容易犯的两个错误是,固执己见,拒绝本土化,或求胜心切,过度本土化。如何回避这两大误区?

    它们对本土化的理解十分粗糙。“大多数公司当时不会想到专门为中国设计产品,更不会考虑到中国每个地区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平都不一样,只是简单把国外的用户手册翻译成中文。”黄辉说。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是对外开放的草莽期,跨国公司必须在模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环境中摸索。“我常常接到陌生人电话,说能帮我约某些‘大人物’出来吃饭,或者能拿到我们求之不得的资质。”一位能源类跨国公司中国区负责人说。当然,帮助不是免费。

    这种状态的最佳见证者莫过于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它的前身成立于1979年、直到1990年代初都带有官方色彩的负责“管理”在北京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那时外资不得自由招聘员工,只能通过该机构推荐,且要先将中国员工工资给他们,再由他们决定发给员工多少。

    “这些费用叫管理费,外企给我们2000元,我们可能最多给员工200元,周末还要组织中国员工去公园开会。”FESCO总经理王一谔对《中国企业家》回忆。他认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留下的不仅是抱怨,也保护过外企雇员的权益。“当初来的多数是办事处和商社,有的公司进来生意不好一夜就撤了,我们就把那些家具扣下来。”王一谔记得1990年代初他们总是收旧家具,卖了给“被抛弃”的员工发工资,帮他们再就业。

    从1996年至2005年外资本土化进入第三阶段,中国迎来爆发增长期,外资成为中国红利的分享者。

    这一年开始在浦东进行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在浦东和深圳进行中外合资外贸企业的试点,以这两个领域为标志,除了传媒和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外,外资在中国已基本“无禁区”。

    1997年“十五大”召开,提出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01年“申奥”成功不久,中国又得以“入世”,这一年许多中国人都因各种理由喜极而泣,外资企业也感同身受,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世纪”的开端。

    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棋局中,中国正成为关键落子,必须重新思考这枚棋子的位置。1999年9月底,上海浦东机场第一次同时迎来40多架顶级私人飞机,《财富》杂志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年会—这是个微妙时刻,中国即将举办建国50周年大庆,论坛主题精心设置为“中国未来五十年”。世界对中国的认可在2005年达到高峰,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CNN电视台相继推出“中国周”。

    何曼青认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与外资的主要摩擦方式是几次“抵制洋货”运动和“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而第三阶段,更多争论集中在对产业安全的担忧。也有评论认为外资正在中国形成“温布尔登化”现象:中国虽然提供了场地,可积极利用的却都是外国人,可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外资依赖症”。

    2005年以后,外资本土化进入第四阶段,关于产业安全的争论尤为激烈。随着凯雷收购徐工、蒙牛与摩根士丹利的恩怨、达能与娃哈哈之争、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等事件高潮迭起,成为中国崛起的“大国心态”与外资在中国雄心的正面碰撞之典型。

    “经历过第三阶段,很多跨国公司都习惯了超常规盈利,可大家都忘了,爆炸增长都难以持续,第四阶段的特征是相对稳定。”陈锦亚说。2007年后,两税合并,“两免三减”取消,对工业的低碳减排和对房地产的调控相继出台,以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本田罢工事件为标志,劳动力成本升高已颇在眉睫,一系列事件的叠加,令一些跨国公司感觉优势渐消。

【当中国成为“热地”,对跨国公司综合能力的考验也就开始了】

    陈锦亚认为,只有情商和智商都比较成熟的跨国公司,才能分享“相对稳定”的机会,情商指对中国了解的程度,智商是关于中国的决策效率。

    “大浪淘沙的时刻到了。中国现在有点像1920年代的美国,机会产生快,消失也快。”他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流说,“能否把握一个跳跃着的中国,是验证跨国公司情商与智商的标准。如果自己的情商和智商都不高,最方便也最短视的方法就是将责任推给中国。”

    号脉中国的精髓

    如何“把握跳跃着的中国”?

    新闻集团全球副总裁高群耀认为最佳方法是“充分尊重中国特色”,他将之视为本土化全部精髓,在他负责微软与Autodesk中国区业务的职业生涯中,这条主线也从未改变。“更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对中国特色充分理解。”

    “尊重中国特色”的技术方法之一是由“中国制造”变身为“为中国制造”。“今天对中国市场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黄辉颇有感触,“如果你对每一区域的消费习惯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就算有再好的技术、再好的品牌,也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客户。”

    除了卖老北京鸡肉卷和汉堡的连锁快餐店,对此感触最深的可能是汽车企业。德国大众是最早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的车企之一,然而德国人长久以来极力维护纯正的德国血统,坚持“全球统一”的产品形式,一汽大众、上海大众最终让通用、现代、丰田、本田等竞争对手迎头赶上。2005年后,大众总部经过艰难讨论,决定向爱面子、喜欢亲切感、更看重维护成本和价格的中国式汽车思维靠近。

    郎华则透露特雷克斯将在中国推出“全球其它市场根本不存在的工程机械产品”,为此总部已派遣大批工程师来到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了解中国客户的使用特点。“CEO每次开会都要问到这件事,这是研发部门第一要务。”为更加了解中国市场,2010年特雷克斯收购山东拓能重机制造有限公司,又与南方路机公司成立生产移动式破碎筛分设备的合资公司。“在这两种产品上我们完全可以做独资,而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争议与深刻比较,你看到的结果只是无数方案中的一个。”

    “尊重中国特色”的基础是了解它最需要什么,例如技术。早期“以市场换技术”,并未让中国摘到想要的果实,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一个“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的口号”。“一家外商只有在它认为要丢失市场的时候才会引进新技术。如果它能稳坐市场为什么要引进新技术?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桑塔纳汽车市场半壁江山,换回了什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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