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与“看见之后”

　　1983 年11月，在一次国际计算机安全学术会议上，美国学者科恩第一次明确提出计算机病毒的概念。科恩发现，某些计算机程序代码具有的自我复制、自我繁衍、攻击性、寄生性等特点，让这类计算机程序具备了“生物病毒”的特征。但是，如何判定这种特殊的“计算机程序”属于“病毒”，让学者陷入困境。

　　科恩发现，仅仅凭借所谓“特征识别”，其实无法判定某个计算机程序“是否一定是病毒”。从简单的机理上说，对某个程序进行“病毒判定”，首先要对其进行“探查”，即通过扫描其某些特殊的代码段，来断定其是否具备病毒的某些显性特征。

　　但是，即便发现某个程序具备“特征代码段”，只要其没有“破坏性行为”，最终仍然无法断言这是一个计算机“病毒”。

　　这种窘境，可以用“抓贼”来形容：如果不能人赃俱获，是无法断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假如你必须把手伸进他的口袋，才能断定是否有扒窃的话，那“伸手”这个动作本身就需要质疑。

　　借鉴“病毒判定”的思路，可以看到“隐私侵权”问题的复杂性。从技术上来说，一段计算机代码具备扫描、识别、记录用户某些信息（这里面可能包含隐私信息）的行为，需要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它“看”了没有；第二阶段，它“看到”了什么；第三阶段，它“看完以后”又做了什么。

　　从这个角度说，针对用户信息（先不论其是否为“隐私”），某些计算机程序的确能“看到”，这点毋庸置疑。其实我们的很多注册、登陆，甚至在线聊天记录、交易记录，都是能够被“计算机程序”所“看到”的。某些程序“看”了你的信息，可能为进一步向用户提供所谓个性化服务（例如定制、订阅），有很大的好处。有些程序“看”了你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否属于用户的“隐私信息”，又可能取决于“隐私”的自我感受和衡量尺度。

　　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无论“看了没有”和“看到什么”，与第三阶段“看到之后做了什么”，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无法克制的“窥视欲”

　　通过计算机程序能够“看到”用户的信息，并且能够看到“隐私”信息，这在技术上可以说没有太大的门槛——除非用户采用极其昂贵的加密技术，并且对其系统边界设置极高的限制级别。对那些特别敏感和在乎的信息，用户可能采取的最有效的防范措施，可能是“脱离系统”。但即便如此，用户依然无法确知自己的信息是否暴露在其他窥视手段的注视之下。

　　但是，与其说“计算机看到了什么”，不如说“操控计算机的看不见的手，试图看到什么”。如此冗长的铺垫，只为说明这样一件事：靠计算机程序判定“隐私”是否得到保护，其实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那些允诺“隐私协议”的商家，时刻需要克制自己的冲动，把注册用户的信息拿来贩卖给有需求的第三方。事实证明，他们在道义上缺乏这样的激励，在经济生活中，也无法克制如此的冲动（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个人行为）——包括电子银行、全球连锁商店、电子交易网站、物流企业，以及林林总总的各色企业。

　　这些企业面临的激烈竞争，使得他们必须在吸引客户眼球、挖掘客户需求、跟踪客户行为方面，比竞争对手做的更多、做的更深、走得更远。

　　从商人的本性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拒绝这种诱惑：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版图扩张、用户争夺、市场厮杀的目的。他们知道计算机程序只是手段，他们缺乏的是“道义的光环”。

　　于是，“保护隐私”便成为打动用户最好的借口。

　　高科技手段的道德困境

　　周马大战其实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拷问着高技术环境下的道德困境。波兰学者鲍曼在《生活在碎片中：后现代道德》一书中指出，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道德，仰仗着数理逻辑思维的缜密和理性光芒的普适真理，或许可以建立起宪法制度、共和制、经济法则，但却无法建立普遍的、共同认可的道德价值。他说，“道德是没有原因和理由的；道德的必要性，道德的意义，也是不能被描述和进行逻辑推理的。”

　　电脑和互联网背后的高科技逻辑，并不能为商家的任何动机做出“道德背书”，任何计算机程序代码，理论上都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这不取决于编写和运行这个软件的商家如何解释，而取决于它实际上做了什么。在道德问题上，他们可以允诺，但无法确证。

　　借着“科学的光环”，商人们极力为自己涂抹着各式各样的“道德责任感”，但实际上却每每服从于其更加隐秘的商业利益，掩盖着其无法遏制的商业动机。

　　从促进和深化思考的角度说，360和QQ的周马大战，或者说乱战，是一件好事。这件“好事”将把技术对道德的“绑架”摆在了显微镜下，让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交叉渗透，演化为日益迫切的“结构性变革”的需求，进而推动互联网生态文明的构建。

　　这种“结构性变革”，一方面将正视“开放世界”带来的利益冲突、隐私侵害，避免“关起门来”的种种企图；另一方面将揭露“技术绑架道德”的种种图谋，拒绝“让保护隐私成为侵害隐私”的更可怕的借口。

　　在围绕“隐私”的博弈中，周马大战的双方实际上共属于同一类利益群体，即便将会有更多的利益群体介乎其中，假如他依然将“道德评判的瞄准器”，交付给、或者依托于“高技术手段”，并试图以此标榜所谓“客观与公正”，那么，网众可以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段永朝为ZiffDavis媒体集团（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