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都在大兴土木，建了高楼大厦，要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电话。离开程控交换机，电话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全中国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生产它。许瑞洪因此成了救世主。那段时间，众多想要购买程控交换机的人跑到中关村来找他。许瑞洪眼见需求如此巨大，灵机一动，决定自己制造。1990年“华科牌程控交换机”面世。

　　其实，所谓“华科牌程控交换机”，不过是国内组装的外国货。许瑞洪来到清华大学东门外，租来一大排平房，花20万元从深圳买进一套流水线，又从清华领来一群学生当工人，进口组件搬将进来，许瑞洪利用自己的专业教给学生如何插元件、如何走电焊、如何给组装起来的机器贴个商标，叫“华科100”。一个暑假装起500台，每台120门，成本20000元，能卖75000元。连“生产许可证”也没有，居然供不应求。

　　这个时候，六所的背景就管了大用。这种关系让“华科100”很容易地通过政府的技术鉴定会。报纸上说，这是“国内首创”。有内行的人取笑他：不过是在模仿人家。他反唇相讥：“就算模仿，你能模仿出来也行啊。”

　　在以后的三年里，许瑞洪大步前进，“瑞洪大厦”在中关村拔地而起，当时，中关村最耀眼的就是华科公司的“瑞洪大厦”，它富丽堂皇，“瑞洪大厦”四个字嵌在大楼右侧几百平方米华丽的大理石墙面上，每个字都有十几平方米之巨。许瑞洪的办公室，内外套间超过100平方米，附带一个巨大的卫生间。老板椅花了1万元，大浴缸花了10万元，浴室里的水龙头是真金镀成。

　　但是，正是“瑞洪大厦”为华科带来了危机。大楼建设导致公司资金短缺，入不敷出，不得不发行2000万元企业债券，然后又用银行贷款偿还债券高息。

　　最不幸的是，销售产品时，许瑞洪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叫得响亮，在利用“全民所有”这块牌子和电子工业部政府背景的同时，许瑞洪却把华科看作自己一个人的企业，没有许瑞洪就没有华科。1995年初，许瑞洪和主管部门之间冲突加剧。许瑞洪随后被免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瑞洪大厦”被出卖。新主人把它改名“彩虹大厦”。华科则被并入六所名下一间名叫华胜的公司，从此销声匿迹。

　　尽管有人评价华科说“它不是被技术打败的，不是被市场竞争者打败的，甚至也不是被资本打败的。它是被中国由来已久的陋习浅见和自以为是的行政力量打败的。”但许瑞洪利用眼前机会赚一把的心理却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条路上的华为

　　当许瑞洪把自己的智慧用来设计喷泉花坛，把大笔钱用来营造“瑞洪大厦”的时候，他离开深圳时还没有听说过的深圳华为公司把每年销售收入的60%都拿出来开发新产品，甚至借高利贷开发技术。

　　中国市场需求巨大，现实的壁垒就是技术。一旦国内厂家实现技术进步，开发出产品，以低价进入市场，就会撕开电信市场的利润空间。

　　许瑞洪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也宣布开发出中关村第一个自主技术的产品，但他不过是虚晃一枪，只是把国外的元器件进口来组装。因为开发产品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还不一定能够成功。他不愿意干这样的傻事，赚快钱再说。而任正非认识到，不搞自主研发是等死，搞了一旦成功就会打出一片新天地。

　　其实，在自主开发方面，华为也不是搞得最早的。1991年，年方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一举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预言。可惜这一研究成果直到1995年才借助巨龙通信公司的成立实现产业化。1992年1月，同处深圳的中兴通讯公司研制出ZX500A农话端局数字交换机产品。随后，深圳长虹通信设备公司也研制出了2000门数字交换机。

　　华为动心早，但动手晚，因为华为是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华为只能向大企业拆借，利息高达20%—30%，就是借高利贷。华为制定了一个内部政策：谁能借来1000万，可不来上班，工资照发。

　　产品开发动员会上，任正非站在5楼的会议室里对全体干部悲壮地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另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