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能只“在商言商”

　　穆藕初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视野开阔。他认为：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就不能只是在商言商。而且他也没有让自己的经营只是局限于工厂。

　　1920年，为了抵制日本财阀在上海建立的“上海取引所(即交易所)”操纵市场，穆藕初与一系列中国纱厂企业家联合起来，自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简称纱交所)”，1921年被华商推举为纱交所理事长。值得玩味的是，日本财阀的“取引所”恰恰于同年开始亏损，1927年便“自动清理”了。穆先生的理事长，一直任至“8·13事变”次日纱交所被迫停业。

　　同纱交所的创立一样，穆藕初深感当时中国的银行“与工业界不相接近”，尤其对中小企业促进作用不大。于是联合聂运台、黄炎培、马寅初等五十余人，于1921年发起成立上海中华劝工银行，1922年开始任董事长。直到1928年他应孔祥熙之邀去国民政府工商部任职时离任，1934年又重任董事长，直至1943年在重庆病逝。

　　而去工商部任职，与“红顶商人”亦官亦商、居官谋商不同，一向认为自己“没有媚骨”不适合从政的穆藕初，却认为在中国不能在商言商，而始终把政治上的法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加以强调，努力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法治基因。

　　1928年，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在任的三年期间，他开始了当时罕见的大规模工商法规修编。可以说，穆藕初在工商部的工作重点就是编制订立法规章程。其同事回忆说：“在工商部任内……一切工商法规，都是出自于穆先生的手笔。工商界有了这种法规，既得保护，又可以纳于正轨。”

　　工商部到1930年，两年内修订的工商法规、章程、细则等共有40余份。穆藕初为官，是在打造培育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公器！也在推动着整个商业社会的纪律化、标准化、简单化发展。

　　管理比科学更重要！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穆藕初有个观点：“管理是比科学还要重要的，‘科学’与‘管理’最好是以并行不悖，相互运用为原则，如不能同时运用时，则管理应当特别注意。我认为在一个工厂里，是不需要高深科学的，这不是藐视科学，而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的。例如：办一纱厂，有工人，有材料，就可生产，但若是几千工人不加管理，不仅影响生产，而那种散漫无秩序的状态，真不堪设想了。所以我主张应该看重管理。”他还认为我国工业之不兴，缺乏管理人员是主要原因之一。

　　相比于半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情况，虽然中国企业的生产线和科技水平越来越先进，但是大规模、高品质生产所要解决的管理问题，却仍是瓶颈。尤其是“科学管理”这个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石仍有缺失，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咀嚼一下穆藕初的“管理比科学还要重要”吗？

　　因为“管理比科学还要重要”，穆藕初在中国大力推广科学管理，其晚年在抗战烽烟中的重庆，多次做过关于科学管理的专题讲演(详见《穆藕初文集》，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他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融入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体会，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诠释科学管理。

　　后来的学者发现：这时的穆藕初对科学管理的理解与应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颇具中国味道和特色，已蔚然自成一家了。

　　一位民族企业家的灵魂！

　　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穆藕初应是大款级的大人物。他在对外资助时也确实挥金如土——但是谁知道即使当纱厂总经理、月薪400多块大洋时，其每月的伙食费仍然控制在六元，从来不过一天奢侈的生活，身上总是穿一件旧长衫。正如他的老朋友黄炎培所语：“黄金满筐，而君萧然，不以自享……”

　　同时，穆藕初一生爱才如命。他曾资助北大学者赴欧美留学。在挑选留学者时，他不主张考试，而是请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推荐，得到他们认可便可通过。结果选送的学者果然都是第一流的人才。穆藕初送人才出国留学有一特点，既不要他们为自己评功摆好，也不要他们回来为自己工作，连一个谢字也无需说。只要他们学成后报效国家和民族，就算达到目的。

　　这恐怕是那个时代民族资本家的灵魂境界所在了！

　　(本文第三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