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辉的警告和陈德铭的三件事

　　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回归，以及对贸易再平衡的迫切，让中国和美国不可避免地又站在了国际贸易的擂台上。但这个擂台的空地正在缩小。

　　联合国2010年12月1日预测，2011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6.6%，比2010年放缓3.9个百分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1月18日发布的预测也不乐观：2011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8.3%，放缓5个百分点；IMF10月份发布的预测是：2011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7%，放缓4.4%。2011年的全球贸易将再度放缓，看来已成为全球共识。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其他严峻的外部环境：汇率纷争增多、贸易保护措施加剧、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以及因欧债危机可能继续扩散和蔓延而受到影响等。2006—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依次为1775.08亿美元、2643.40亿美元、2981.26亿美元、1956.89亿美元、1831.04亿美元，呈现明显的倒V字形。2011年1月份，中国贸易顺差继续收窄至64.5亿美元，同比减少53.5%，并创下9个月以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曾被当作殊荣的“双顺差”也在危机中愈成忧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2006年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发言道：“双顺差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即以高成本输入资本，以低收益输出资本，中国的双顺差更是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他提出，纠正双顺差，进而减速外汇储备的措施，包括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等。”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发展加工贸易凭借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优势也在被其他新兴经济体取代。“现在有很多企业去越南等地投资做加工贸易，因为那里的经济成本已经比我们的低了。”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王琴华说。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2011年1月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前不同寻常地公开表示：“中国过去数十年执行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已不足以处理双方今后的经贸关系。发达国家负债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不能再依赖出口。”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贸易应该去向何方？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开出药方：“积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做到提高出口科技含量，创造自主品牌；调整加工贸易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向产业链高端发展；积极承接国际高端制造业转移；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此外，我们还要增强国际视野，辩证对待外贸顺差，要把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作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着力点；完善各类投资促进政策，提高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水平，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

　　2011年1月，当再次被记者问到该问题时，陈德铭答案已经精简为：“我现在主要琢磨三件事：内外需平衡，进口与出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

　　中国企业出海新航道

　　中国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对外开放模式从单一的“引进来”，转变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支持企业“走出去”也成为了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作为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主要琢磨的三件事之一，“‘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中的“走出去”战略，实际上在2000年，就已被当做“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

　　“我们在十六大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需要一步步实现，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解决制约我们发展的问题，包括国内体制的改革，以及因中国人口众多导致的人均资源不足问题。我们的能源消费大于能源生产，就要通过加强对外经贸关系，和资源富集国家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发改委宏观院对外经研所副所长毕吉耀告诉《商务周刊》，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的磨砺，这些企业也能更快的成长为跨国公司，毕竟每一个经济强国都需要有自己国家的跨国公司。

　　2000年前后，中国的大型龙头企业陆续“起航”，在东南亚、非洲等地进行对外投资。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中国有色集团是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央企业之一，以开发国内紧缺的铜、铅、锌、镍、稀贵金属等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为主。

　　“我们采取的是境外资源开发、境外工程承包、国际贸易与服务和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四条有效途径相结合的海外协同发展模式，以缓解国内资源紧张，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储备。”中国有色集团总经理罗涛告诉《商务周刊》，总结“走出去”的主要成果，一是控制了相当规模的资源量；二是建成了一批重点支撑项目。

　　自1998年中标赞比亚谦比希铜矿以来，中国有色集团先后经历了以矿产品偿还承建项目贷款的经营方式、直接境外投资、直接购买矿山、境外股权收购、风险探矿等多种形式的境外矿业投资发展历程。目前，中国有色集团已经在赞比亚、蒙古、缅甸、朝鲜等国家获得了丰富的境外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形成了大规模、多区域、多品种的有色金属资源储备体系。数据显示，中国有色集团目前拥有境外重有色金属资源量2000万吨，其中，铜钴资源量1260万吨、铅锌资源量634万吨、镍资源量105万吨、金280吨、银610吨。

　　“此外，我们还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老挝、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拥有多个正在勘探或跟踪的项目，包含重有色金属资源量8000万吨、金500吨、铝土矿资源量26.7亿吨，为国家战略资源保障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罗涛说，近年来，中国有色集团还加大了在矿业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的运作力度，先后控股了澳大利亚特拉明矿业公司、英国恰拉特黄金控股有限公司、英国科瑞索资源公司等公司。

　　“我们的企业到非洲等资源富裕型国家去，不只是为了获得资源，往往还要和当地政府开展一揽子合作，比如为当地建设基础设施以方便矿产的运输、为当地提供就业等。”毕吉耀说，“我们的企业把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企业也同时从资源开发中间获得收益。”

　　以中国有色集团为例，其在非洲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超过1.2亿美元，投资建立了赞比亚第二大医院中赞友谊医院，为当地社区和部落捐建道路和公用设施等。近几年，中国有色向赞比亚提供捐赠和赞助600多万美元。

　　“2008年危机袭来，我们集团切实履行了所作的郑重承诺，所属的非洲企业没有裁减一名员工，没有减少一分投资，没有减少一吨产量，与非洲人民一起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有色集团副总经理陶星虎告诉《商务周刊》，“我们还在危机中增加了投资，接管了被关闭近半年的赞比亚卢安夏铜矿，不到半年时间恢复了生产，解决了2250余名赞籍员工的就业，惠及当地民众近2万人，有力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007年7月，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在北京举行的东亚投资论坛上表示：“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对外开放由单纯的‘引进来’，转变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境外经贸合作区将成为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境外经贸合作区，即是在国家统筹指导下，由率先“走出去”的大型龙头企业在境外建设或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辐射和带动能力强，影响大的加工区、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商贸展示区等各类经济贸易的合作区域，能够在未来成规模地吸引中国生产企业进入园区。采用境外经贸合作区，可减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本，此外，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也利于政府保护企业利益。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包括，海尔在巴基斯坦建立的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浙江凡尔顿集团在瑞典建立的中欧商贸展示中心，以及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建立的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等。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是我国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也是赞比亚政府宣布的第一个多功能经济区，总面积17.28平方公里，总投资近7亿美元。目前，合作区谦比希分区已经引进企业13家，吸引投资近10亿美元，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达25亿美元，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6300多个。合作区卢萨卡分区规划面积5.7平方公里，由赞比亚政府提供长达79年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及配套投资约3亿美元。

　　区域自贸

　　由于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总是难以达成共识，各国开始纷纷探索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合作的可能性。“从全球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化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都是长期存在的。”毕吉耀告诉记者，在WTO的全球自贸谈判不可能推进很快的情况下，一些国家肯定要寻求双边或者区域自贸，来加快自身的全球化进程，其中最常用到的是自由贸易区(FTA)。来自合作国家的企业在自贸区内享有比WTO框架下更大的开放，大部分签署的产品会有比在WTO下享受关税更轻松的安排。而与此同时，自贸区也具有排他性，区域外的国家企业将不享受任何区域内的贸易优惠政策。

　　目前，我国已经签署的自贸区有9个，正在谈判的有5个，正在研究的有4个。2002年11月，第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国建立了第一个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按最初计划在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启动。自贸区在推进双边贸易上的作用显著。2003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贸易额为780亿美元，到2010年这一数字涨到了2927.76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7.5%。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多种合作机制，亚洲开发银行协调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正在实施中越跨境经济区建设技术援助项目，这一项目直接服务于在GMS框架之下的南北经济走廊的建设。”亚洲开发银行高级区域合作专家张岳斌告诉《商务周刊》，经济走廊建设的第一步是投资于公路、铁路等交通硬件设施，建设交通走廊，而后是促进走廊沿线经济活动的发展，特别是投资和工商贸易旅游等，长远的目标是将交通走廊培育成经济走廊。

　　据张岳斌介绍，中越跨境经济区项目将重点支持中越边境河口——老街和凭祥——同登两对口岸城市之间的合作，包括制定跨境经济区的联合规划，建立联合的对话和管理机制，并吸引投资。政府在跨境经济区的建设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政策方向、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经济区的真正运行还需要投资者特别是私人部门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也就是两国政府搭台，各国特别是中越两国的企业唱戏。”他说。

　　跨境经济区一旦成立，其管理方式和纯粹的国内开发区是不同的。“特殊性主要来自跨境，人员、资金等流动都会面临不同问题。”张岳斌说，亚行已经建议两国成立一个协调机制，对跨境经济区的管理加强沟通对话，甚至形成共同的管理规章，2011年4月这项工作有望告一段落。另外，据张岳斌介绍，亚行也积极支持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中国和蒙古的合作，主要领域涉及交通、能源、海关和边境发展等。

　　区域自由贸易的好处已经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彰显。张岳斌列举了一组数据：中国和东盟十国之间的贸易在2009年因为危机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比东盟和其他国家贸易下降的幅度要小很多。后者对欧美日的贸易下降了30%左右，但是与中国的贸易只下降了7%。此外，蒙古2009年对世界各国的贸易额都有所下降，且有的下降幅度很大。但蒙古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只下降了1.7%。作为区域合作的一个明显结果，区域内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在过去10年中，双边自贸协定(FTA)的重要性逐步得到了提升，所有重要经济体都积极参与到双边自贸区的谈判和建设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葛利亚(Angel Gurría)在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表示，一些人认为FTA协议只给签约两国或区域内国家优惠待遇，这和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相冲突，但如果FTA协议设立得当，它实际上可以巩固国际自由市场的力量，而非分裂它。

　　他说：“‘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应该更多地融入到双边自贸协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