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展示了巨大的并购市场空间和机会，前提是必须以市场为基础的。中国未来的发展，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这个过程还将延续20到30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目前的城市化率是51.3%，西方发达国家高的城市化率有90%多，平均也在70%到80%的水平。

　　那城市化的动力来自于何处呢？城市化的动力来自于城乡差距。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巨大的，如果用人均收入来衡量，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3倍，世界平均水平是1.5倍。城乡差距越大，就意味着城市化的动力就越大。因为农村的居民和农业的劳动力，他一定会有比较强烈的动机去寻找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个强大的动力。但是非农产业，像工业和服务业都是聚集在城镇化地区的，所以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最后形成的结果一定是城市或者城镇人口的持续增长。

　　从这个过程来看，只要中国城乡差距不能够缩小到一个合理的地步，那么农村人口或者是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转移的这个动力就不会减弱。

　　那么城市化会带来什么呢？毫无疑问会带来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张，而且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门类也会越来越细化，大量的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化地区，毫无疑问需要靠非农产业来吸纳。

　　非农产业的规模扩张本身就带来了很多投资机会，这种非农产业的扩张是和非农产业的结构升级、产业门类的不断细化结合起来的。特别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持续地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的多样性都会进一步展现出来。而且消费的层次也会越来越高，这不仅是中国非农产业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同时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门类进一步细化的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孕育着大量的产业投资，特别是并购的机会。

　　既然消费结构要升级，消费需求会多样化，那么产业结构升级和多样化的动力也就具备了，这就需要市场化的这种并购行为来推动产业的重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需要强调的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靠市场化的并购来实现。过去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时，特别强调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产业政策有没有用呢？肯定也会有用，但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政府在背后通过制订产业政策，甚至产业结构调整目录，来引导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这样的这个目的，我觉得并不能够完成实现。

　　问题在哪儿呢？主要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推动一些产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这种角色，使得企业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求的方向来调整自己的产能，而且很多产业的并购不能完全靠市场来左右，受到政府方方面面的干扰和左右。

　　过去在谈到产业重组时，政府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关停并转。关停并转是一个行政命令式，不是一个市场化的用语。

　　过去的很多关停并转可能是在国有企业或者是中央的央企和地方的国企之间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并购行为，因为是在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如果你靠政府来推动还说得过去，但现在大量的企业并购，不是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很多都是发生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或者是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这样的并购再靠政府的这种关停并转的安排，就不行了。

　　特别是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会更多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并购不光要考虑国内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需要，还要考虑全球产业重组、产业空间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必须以市场为基础的。

　　中国目前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日益丰富，也可为并购活动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了。过去几年在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应该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股票市场、主板、创业板包括三板市场，都已经发展起来了，还有一些是分散在各地的非上市公司的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的层次也开始更加多元化了，不光是规模这几年有了明显的扩张，且不同的债券品种也开始日益地出现。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在过去几年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不仅如此，政府的相关部门也为资本市场多层次的发展，特别是像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在奠定更好的条件和制度环境，同时对一些市场有可能失灵的，像创业投资的一些行为，甚至还可以提供一些税收上的优惠。

　　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像投行、各类PE、创投也都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国企业国内外的并购活动之中，并且开始提供越来越专业化的服务。

　　随着过去几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PE机构，都参与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比如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都是在PE的支持下进行的。

　　过去在核准企业债券的发行中，还专门有过一些用于并购债券的发行。华润集团曾经发行过债券，专门用于制药企业的收购。联想集团也发行过债券，专门用于对联想投资进行这种PE的投资，这样一些尝试。这些都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可以为中国的各类企业的并购行为，提供比较好的一种融资服务。

　　中国的金融体系，还需要为并购活动提供更加高效和优质的融资服务，前提是有关政府部门的监管需要重新规划。应该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随着国民收入和财富的不断增长，我国高储蓄率所带来的这种金融的资源累积是十分丰富的，仅在银行体系的各类存款资源就达到了差不多90万亿，如果要把其他机构的一些金融资源算在里头，我想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可以动用的金融资源是上百万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