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代价

　　自银监会90号文《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提出不允许保险公司人员派驻银行网点，到《监管指引》进一步明确这一原则。使银保业务面临了巨大的挑战，银保业务自2011年11月开始出现两位数下滑，一直延续至今。并延伸出银保产品出现短期化、简单化及销售误导等问题。由于新的销售模式形成尚需时日，市场预计行业对销售模式转变的适应期至少延续到今年下半年。

　　不仅如此，银行保险合作积聚的规模效应、范围经济效用、协同效应、价值链等正效应也会随着银行保险的“分手”而严重削弱。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教授王绪瑾向本刊记者表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由于风险分散程度更适用于大数法则，而通过银行广泛的销售网络和客户基础可以更容易达到某些险种的大规模销售，实现规模经济。银行利用其商誉的外溢效应，同一个网点、渠道出售多种产品的成本也会大大低于每一单个成本开辟销售渠道的成本，并获得不菲的分成收益。而银监会从严监管，会大大减少这个本属双赢的合作机会。当然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也值得关注。”

　　蔡瑾，对此深有体会，他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冷静观察者，不仅身在保险业改革第一线，他还直接操盘着一家保险公司。更难能可贵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秉性也让他显得直言不讳，责任感十足。因此他谈起银行保险的二次转型，自然感慨万千。

　　“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发展，银行保险市场暴露出的问题，已经严重提前透支，这才直接导致了保监会对银行保险监管的从严要求。”蔡瑾表示，尽管银行保险能使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出现资金互动、工具复合和业务交叉进而增加双方收益等积极作用，但鉴于我国银保合作还处于初级的协议模式阶段，银行为了维持与各家保险公司间的合作关系，采用的保费排名竞争机制，使保险公司只有通过提升产品的收益和中间业务手续费来赢得机会。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保险行业的恶性竞争，进而刺激了银行越发高涨的胃口，恶性循环，银保的前景自然被扼杀。

　　境外之鉴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业的融合交叉正在激烈上演。金融业的三大支柱—银行、保险、证券之间同业、跨行业并购浪潮迭起，金融集团不断涌现。其中，银行保险的相互融合、渗透显得尤为突出。

　　时至今日，在中国保监会眼里，银行仍然只充当着“保险兼业代理人”的角色，而在中国银监会眼里，保险只作为银行的“中间业务”来进行监管。

　　这就注定了中国银行保险合作的初级和低端。而中国《证券法》关于“银行不得从事证券业和保险业，不得设立证券机构和保险机构。保险公司不得经营银行业、证券业，证券公司不得从事银行业和保险业”的规定，把银行保险的高层次合作挡在了门外。

　　在国际上，银行保险的合作已经历了代理销售、战略联盟以及合资、兼并收购、新建等在内的资本合作等高级形态。王绪瑾向本刊记者表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如果一个企业不能谨慎处理好成长壮大问题，那么这个企业很可能会停滞不前甚至衰落。从微观层面看，面对各自日趋激烈、饱和的市场，实施银行保险战略无疑会为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王绪瑾表示，国际银行保险的发展经验表明，政府对银行保险的支持可以极大地推动一国银行保险的发展。在法国，国家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中占有很大的股份，银保联合都是大规模的，资本不足的银行迫切想得到保险公司的资本，法国政府还直接引导了几家银行保险的联合。

　　当然，银行保险的发展还受到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税收优惠、金融监管制度等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保险业的开端就是从混业经营开始的。蔡瑾向本刊记者表示，1993年之前，中国的金融业事实上实行的混业经营制度。这一阶段的银行保险模式主要是银行通过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获得相应的股权。例如太平洋保险公司成立之时的股东是交通银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成立时，工商银行持有其20%的股份。

　　这段时期，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向保险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还可以向证券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但由于这个时期国有银行刚刚向商业银行机制转变，缺乏应有的自律和风险约束机制，这种事实上的混合经营加速了银行的风险积累，特别是催化了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生成。甚至在1992年底一度出现了金融市场失控的局面。这便有了后来关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并最终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机制。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成立便是这种思路的集中体现。

　　谁曾料想，历史跟中国金融业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在中国分业经营如火如荼之际，国际上金融业已经由分业转为混业经营，而中国分业十多年形成的铜墙铁壁，严重阻碍了混业经营的步伐。